深山发现牛棚子“世袭土司”碑，擦亮威宁“一县两土司”尘封史实

威宁自治县电化教育服务中心　马勋建

（接上期）

　　4.农奴暴动：禄国勋被杀与血洗牛棚子事件。《牛棚子农奴的血泪史》一文记载，禄国勋为人暴虐，对佃农、“该班”士兵极尽苛待。“该班”实行强制轮训，佃农子弟被强征入伍，操练严酷，衣食供给却极为恶劣，士兵挨打受罚乃是常态，大量被压迫者积怨已久，暗中酝酿反抗，希望除掉禄国勋以求挣脱奴役处境。

　　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农历八月十一，禄国勋带领“该班”队伍从马儿包包打野操归来，刚骑马跨入头堂大门，八名受尽压迫的佃农、农奴一拥而上，乱刀将禄国勋砍死于马下。起事者并未逃亡，径直向内堂向禄国勋之母禄本陈禀报已经杀死少土目。禄本陈表面假意赞许众人，用好酒肉款待八名义士，暗地里派人连夜奔赴昭通，搬来滇军前来镇压复仇。

　　夜半时分，滇军将庄园团团包围，八位起事者醉酒熟睡之际被悉数捉拿。随后发生惨烈的“血洗牛棚子”事件，八位壮士遭受“十指点灯”“蜘蛛抽丝”等酷刑之后全部被杀害于牛棚子小学堂门前。祸及家人，起事者亲属遭到抄家、驱逐、贩卖，孩童惨遭屠戮，多家家破人亡，大量无辜百姓牵连受害，这是民国时期阿底禄氏统治下最惨烈的一次反抗报复事件。

　　这场暴动虽以失败告终，却极大震动了整个威宁西北，充分暴露出土目农奴制度已经走到穷途末路。禄国勋之死，使阿底禄氏嫡系实力遭受重创。此后家族内部人丁稀少，威权降低，虽然禄本陈继续维系家族统治，但土目武装的凝聚力、对佃户的控制力大不如前。

　　5.风雨飘摇：民国时代土目体系逐渐崩塌。纵观整个民国，阿底禄氏这类较大的封建土司土目，处在新旧交替的夹缝之中。一方面，他们还占有大片土地，拥有私人武装，对反抗者动用酷刑，私相处置人命；另一方面，外部有国民政府保甲体系的挤压，内部不断遭遇底层民众反抗，同时土目上层之间也因利益、姻亲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互相仇杀，两败俱伤导致人口减少，牛棚子家统治的力量逐渐衰弱。

　　马崑家族的恩怨、茨营官寨佃户夹在两大土目之间的生存处境、禄国勋被杀与血洗牛棚子事件，分别从宗族世仇、佃户生存、农奴武装反抗三个维度，反映出民国威宁的社会现实：旧式土司土目领主秩序已经危机四伏。虽然土司名义早已被废除，但封建土地剥削与人身依附依旧顽固存在，各类矛盾不断积累。这些社会问题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土司土目封建剥削制度方彻底解决。

 

 

　　（一）阿底禄氏与东川土府的关系。禄天财、禄頫昇碑文记载阿底禄氏始祖禄世贵，是原东川土府的后裔。狭义的东川土府指明初封东川部酋为土司，至清初革除部酋改用流官期间的府衙；广义的东川土府包括元代设置、以流官为主、由土官任副职的东川府。按碑文的意思，禄世贵是元至东川土府存续期间土官（土司）的后裔。但根据《西南彝志》《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》等史籍，阿底禄氏先祖迁稻田坝最晚也是唐代的事，那我们怎么理解“原东川土府之后裔”呢？幸好有更早的、汉彝双语撰写的禄米勒碑文“大雄甸日，历数十传。代难查考，略述大端”参证，表示这是模糊记载，“雄甸改土，即今东川”强调的是祖居地名称改变，并非东川土司之后。再看“耳祖分派，移居贵黔”，“耳”即“迩”，“近”的意思。和遥远模糊的母济济（米齐齐）相比，始迁稻田坝的阿卜公也算近祖了。禄頫昇碑文将居住在东川的远祖混同于元明两代的东川土官（土司），估计是撰写碑文的汉族先生帮助“考证”的：你家讷依为“旨度”，更准确的音是“纪堵”，“纪”即“铜”，“堵”即“洞、坑”，“纪堵”即东川；你家先祖居东川时，既然是东川的首领，那就是东川土司了，估计是这么推论的。把阿底禄氏当成东川土府后裔，大概是撰稿人把中古时期的东川首领和近古时期的东川土官混淆了。

　　再看“始祖禄公讳世贵”，《蜀中广记·东川军民府》说：“古东川甸，乌蛮仲牟由之裔笃弹得之，改曰那扎那夷，属南诏，蒙世隆置东川郡，后乌蛮闷畔强盛，自号閟畔部。元初置万户府，……后改东川府，隶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。洪武初，仲牟由之裔禄氏设姑归附，仍授为东川土府。”从当成土司之后到认定始祖为洪武初的禄氏设姑，并将只用汉字代音的“设姑”美化为典雅的标准汉名“世贵”。笔者推测的依据是排在后面的列祖列宗都是典型的彝名，如“阿卜”，以及迁昭通的旁支禄米勒碑文中所有人。当然，作为继承土司的嫡系，其汉文化水平要高得多，学习儒家文化也是从思想上禁锢民众、维护统治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需要，所以到最近的几世，天爵、堂庆、頫昇、顺祥、祯祥、吉祥、国典、国良、国栋、国勋、国佐、国辅、国肱、国相等，取的都是典型且寓意美好的汉名了。

　　因此，梳理阿底土司的历史，对于禄頫昇碑文记载的“始祖禄公讳世贵，原东川土府之后裔”要仔细辨析。

　　（二）禄頫昇碑文所载迁徙地名解读。禄頫昇碑文提到三个地名，稻田坝、乐吉块、池拖洛。搜集三个地名相关史料，对考证、梳理阿底禄氏在相对固定辖区内迁徙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，对探索今天威宁区划形成史具有一定价值。

　　1.稻田坝，也叫顺田坝，即今中水盆地，地名使用至今，民间有“昭通好到黑石洼，威宁好到稻田坝”之说。按《威宁彝族辞典》，阿底禄氏居住在今中水高坎子东面的雨北丘，于清光绪年间迁至今牛棚镇，建七重堂。

　　2.乐吉块，即今迤那镇文昌村青松组，就是仙马街子南面住户集中这一片，今写作倮起卡。高德、腾讯等卫星地图将倮起卡地名误标到水塘村，向东北方向偏离近4公里。清代贵州地图同时标注有阿底土目和乐吉土目，以梨柴林为中心，阿底土目在西，乐吉土目在东。结合至今仍在使用的、大家熟悉的其他地名来看，当时的地图仅供参考，在距离上准确度不高。经迤那镇仙马小学教师马川在周边走访调查发现，牛棚子家在这里设有一个仓库，周边的佃户以人租为主。今天的说法是解放前哪家生娃娃，不论男女，都要把大的一个送到牛棚子去服侍官奶奶。可见这里是阿底土司统治根基特别牢固的地方。另外，倮起卡这一地名当地年轻人已很少听说，年龄稍长的人说河对面的龙街镇人喜欢用倮起卡称仙马一带地方。可见倮起卡地名在外面的巨大影响力，或者说，这一地名本来就是龙街、雪山一带的人取的。从字面意思看，“倮”为石头，“起”为下面，“卡”为营寨。直译就是石头下面的营寨。附近有一大石板，上面有一马蹄印，传说是乐隐秀才骑马踩出来的，这就是地名“仙马脚”的来历。因地当冲要，土司家在此设置了营寨，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录》将“倮起卡”地名备注为“牛棚子家居住的地方”。

　　3.池拖洛，地名已消失，疑今牛棚镇范家田一带。就彝语谐音意思，“池拖”为稻米，“洛”为冲子，即出稻米的冲子。按《威宁彝语地名考释》，今范家田一带有古彝族部落定居的山梁，有“祖努嘎”等与部落君长相关的地名。根据禄頫昇碑文“阿卜公来至威杘稻田坝，数传至天爵公”，而禄天财“父卜则，母安氏，至池拖洛”，可见禄頫昇碑文省去大量先辈迁徙事迹。或者说因战争、疾病等原因导致多代出现父亡子幼现象，让先辈历史记忆逐渐模糊。结合《西南彝志》收录的父子连名谱，阿底禄氏自迁入稻田坝以来已传承二十三代，这还是元代以前的事。元以后应当有近三十代才符合实际。尽管禄天爵、禄天财二人是否亲兄弟暂无考证，但从统治中心选派一些能员干将驻守迤那仙马等冲要之地，因嫡传无嗣由镇守周边的亲支回来继承爵位也是可能的。从“頫昇公移池拖洛生三子”的表述来看，应当是先“移池拖洛”再“生三子”，分析移居的年龄，禄頫昇回大本营继承土司爵位的可能性很大。

　　此处又涉及各种网络文章传述禄祯祥就近择地修建七重堂的时间。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》记载牛棚子土目庄园，只说“建于清朝后期，坐东向西，原为七重堂宇”，并未说明修建人和具体年份。许定华、张锋、岳刚（2013）在《威宁最后的土目庄园》说：“该庄园建成于清朝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……系威宁原‘八大土目’之一的彝族土目禄祯祥主持修建。”近年来各自媒体以此为据，纷纷制作网络视频大为宣传。禄祯祥原碑被毁，新碑未刻生卒年份；经查其兄禄顺祥生于同治七年，至光绪元年方满7岁，此时的禄祯祥当更加幼小；光绪九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始奏改黔省土司为世职，方有政策支持其家应为“世袭土司”，有资格修建七重堂。第二年禄頫昇卒，禄祯祥始执事。可见，今天所说的牛棚子土目庄园规划修建时间当在光绪十年以后。

　　（三）阿头部被众多研究误为赫章。《赫章县志·大事记》记载：“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），乌撒宣慰司升为乌撒乌蒙宣慰司，统辖乌蛮八部，今县境属阿头部。”刘顺良（1993）《昭通历代地理沿革考》同样认为“乌撒部（在今威宁）、阿头部（在今赫章）”。既往研究将元代阿头部（明代阿都府）地望推定于今赫章县境，其立论主要依托两点：一是《元混一方舆胜览》记载“阿都地名越章”，有学者将“越章”等同于“赫章”；二是阿头部在明洪武十五年改隶芒部府（镇雄），而赫章地域邻近芒部，地理上看似可以呼应这一行政归属。细考原始文献、地理区位与彝文谱系，该判断存在地名附会、行政隶属与地理疆域相混淆的问题。

　　1.“阿都又名越章”不见于《元史》《明史》等原始官修典籍，说明“越章”不是当时通用另名，大概是后世研究者依据彝语音读做出的再次判断。今赫章元明旧名为墨特川，明代记作“黑章”，“赫章”为民国官定汉字写法，彝语本读“侯珠”，与所谓“越章”缺少可靠音转对证，并无碑刻、实录、早期方志能够直接证实“越章即赫章”，这一地望勘同建立在间接推测之上，缺乏一手史料支撑。同时，洪武年间阿头部划归芒部府管辖，是朝廷自上而下的行政划拨，土司时代经常出现飞地、插花地式的统辖关系，行政隶属并不等同于地域必须与上级府地接壤，不能仅凭阿头部曾属芒部府，就反推其辖境必须紧邻镇雄、置于赫章境内。反观元明史料，赫章一带始终属于乌撒本部核心区域，归乌撒路、乌撒军民府直接管辖，不见阿头部在此设治的记载。

　　2.碑刻、彝谱与清代档案形成完整证据链。牛棚镇光绪禄頫昇墓碑记载先祖“阿卜公来至威杘稻田坝”，与阿头部“必畔（东川）之裔居此甸”的记载对应，稻田坝即今中水，位于威宁西北，远离赫章。阿底禄氏谱系出自德施，并非德布；赫章境内带“阿都”的地名，多是乌撒属下“阿都乃素”家支留下的后世家支地名，不能与元代建制部族阿头部混为一谈。《圣祖实录》康熙五十三年记录乌蒙土知府禄鼎乾劫掠贵州阿底头目禄世华人畜，冲突发生在威宁稻田坝；倘若阿底领地在赫章，两地相距甚远，难以频繁爆发田地、人口的直接争端。

　　综上，“阿头在赫章”是后世地名误读所致，元代阿头部、明代阿都府，就是清代威宁阿底禄氏（牛棚子家）领地，即今威宁西北观风海、迤那、牛棚、玉龙、中水一带。当然，正确、细心的研究也是有的，只是尚未流传开来，如傅奠基、唐靖（2021）《昭通简史》就明确：“阿都（威宁境内）”，只是纠正现有研究错误，也需要广大研究者“九牛爬坡，个个使力”的。

　　（四）子虚乌有的风水传说。民间对于难以理解的事物，往往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解释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故事。关于牛棚子家风水的故事，传说最多的就是修建威昭公路了，不走相对平坦的迤那、催柱、凉水井线，偏要绕道高高的麻窝山，民间有两种说法：一种是牛棚子家不准走催柱、响水、凉水井线，认为交通要道经过核心区域对其统治不利，主持修建公路的昭通方不得绕道麻窝山；第二种截然相反，说牛棚子家请求从七重堂的门前过，莫挖动他家的后龙山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迤那、牛棚、凉水井线，但昭通方不但不走催柱、响水，还要绕道麻窝山开凿石门（今石门槽），重重地破坏其风水。浦汉英在《昭通地区的交通历史概况》中说：“宣昭公路，原由龙云省府的建设厅派技正钟汉馨于1935年4月至7月进行勘测并准备施工。旋钟因案被拘，同年九月乃由云南省公路总局派技正浦光宗接替……浦自己负责插大旗选线的工作……1936年底，威宁境内全部测毕……威宁城至滇黔交界烟堆山108.2公里；比原测线增长约50公里，因此增多土方约70万公方，但减少坚石切约九万方（卡子营）……且占用农田亦较少。改测后宣昭段全长301.3公里……桥涵工程亦小，仅宣威境之下关冲及老虎冲各有一座净跨10公尺的石拱桥，其余都是一些很小桥涵……威宁至烟堆山3公尺以上小石拱桥6座，石拱涵1座，石箱涵258道，长34公尺的木桥1座……技术人员多系云南大学、昆华工校及道路工程学校毕业学生，年轻力壮，满腔爱国热情……在浦领导下，日以继夜地埋头工作，完成了测设任务……二日到麻窝大山一带看路线，虎保董派了四名抬枪的跟我们去。”（22）此文清楚地说明当时勘测线路的情况，目的是多挖土方、少挖石方、减少桥涵、少占耕地，也提到上麻窝山测量线路，未提及任何风水异端，很符合当时的施工条件，催柱、响水、凉水井线，相对平坦但沟多桥多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特别是在当时已考虑到少占耕地，是非常可贵的。

　　此路由云南龙云省府主持修建，有人故意破坏风水或牛棚子家胆敢阻挠，都是不可能的。一是站在中华民族立场的龙云及其执事者不可能有这点格局；二是这点地方势力在省府眼里是微不足道的。因此，威昭公路绕道麻窝关乎风水，纯粹是无中生有。

　　（五）那迭阿底与阿博阿底不宜混淆。《大定府志》记载：“乌撒八大部：遵化首目以几，安氏。德化首目赤兔乌，安氏。性化土目居好，安氏。治化土目马摆，安氏。广化首目阿底，禄氏。大化首目起处，安氏。归化首目妈姑，颜氏。顺化首目雄所，安氏。八部惟阿底禄氏最大，乃瓞实子孙移住，非瓞普之后。”文中的“瓞实”即“德施”，全名德阿施（德雅施）。德阿施是米齐齐的十一世孙，纳迭阿底是德阿施的二十八世孙；如果以米齐齐为第一世君长，纳迭阿底就是第四十世君长了。由于地望相近，部分史料以今律古，把阿底禄氏作为乌撒属目看待，近年来发现部分网络文章将那迭阿底与阿博阿底混淆不清，将赫章县内地名阿都与明代设府的阿都混为一谈。根据王继超调查：“赫章昭多罗氏：博所（雄伟的山）能彝，阿博阿底（人名，该处为阿打赫处，据其家谱系载，为沾益阿卓仇之裔）”也是很有名的家族，但讷依齁笃与那迭阿底不同。另外，还有四川建昌里州阿都、云南宣威阿都，以及不同时期的人名阿都等，在阅读史料时都要注意甄别。

　　（六）关于阿底土司的历史评价问题。单列一条对此进行说明，得益于马远高的启发，这也是他在2026年4月向时任威宁县委书记在牛棚镇调研时，顺道考察土司庄园暨文物保护情况时谈及的内容。如近年自媒体网络视频对牛棚子家的介绍，马远高发现存在两种极端现象：要么歌颂，要么诅咒。歌颂的是如何修建七重堂，如何富丽堂皇，如何不得了等；诅咒的是禄国勋如何苛刻家丁，“老官婆”又如何阴险毒辣、残杀无辜等。他说这些都大可不必，毕竟已成历史，盘剥百姓、镇压反抗、手段残忍这些，都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，假如没有牛棚子家，也会有“马棚子家”“羊棚子家”跳出来，一样的苛刻，一样的残忍，甚至比牛棚子家更为恶毒也有可能，因为那是半奴隶、半封建社会，是人吃人的社会；歌颂同样不应该，毕竟土司制度是封建的、割据的制度，是山头主义，是被人民政权取缔的落后制度。我们今天应该辩证看待，理性评价，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，土司对社会发展也是作出重大贡献的，如修桥补路、缉捕路霸、维护治安等等；当然，为维护统治地位，震慑辖区民众，也滥杀无辜，牛棚子家也做了一些惨无人道的事。但是，类似其他土司“酒酣，辄射人为戏”（23）等荒唐行为，在阿底土司治下确实从未听说过。

 

 

　　牛棚子家留存下来的碑刻、庄园遗址、古驿道、彝汉谱系与地方口述史料，是乌蒙山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文化遗存，具备学术研究、历史认知、文化遗产保护、社会现实借鉴多重价值，对重新理解黔西北边疆治理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助力地方文化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。

　　（一）补充西南土司制度研究，丰富边疆治理的多元历史图景。长期以来，学界研究黔西北土司多聚焦水西、乌撒两大势力，对阿底这类介于川黔滇交界的小型土司关注不足，常简单将其归为乌撒土目。光绪年间“皇清应赠世袭土司”碑刻实物，结合《元史》《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》与彝文典籍《彝族源流》互证，厘清了唐宋元阿头部、明初阿都府、清阿底土司一脉相承的历史脉络，纠正了阿头部在赫章等既往研究误区，填补了贵州西部中小型土司实证材料的短板，让“一县两土司”的历史事实穿透历史尘雾。它生动展现了元明清王朝“齐政修教、因俗而治”的治理智慧：既设置流官架构统辖地方，又承认本土部族势力，通过府县改置、行政区划划拨、改土归流、后期酌复世职等灵活手段，实现对乌蒙山边缘地带的管控，为研究中央与西南边疆的互动模式提供典型个案。

　　（二）留存多民族交融的历史物证，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。阿底禄氏本身是彝族德施系后裔，在千余年发展中，持续和乌撒、乌蒙、东川、芒部各部开展联姻；改土归流之后，大量汉族、回族迁入阿底旧域，形成彝、汉、回等民族杂居共生格局。阿底禄氏家族碑刻同时并存彝人父子连名传统与儒家汉式墓志体例，庄园建筑“七重堂”把中原官式建筑礼制与黔西北山地石木营造技艺融为一体，老牛棚子煤炭集市的兴起，也记录下各民族共同开发乌蒙山的经济史实。从碑文、建筑遗址到古驿道遗存，完整保存了各民族通婚共生、商贸互通、文化互鉴的历史记忆，实证了云贵边疆各民族在长期共处中相互依存、共同发展的历史事实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鲜活的地方历史素材。

　　（三）地方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宝贵资源。牛棚镇两处世袭土司碑、牛棚子土目七重堂庄园遗址、威昭古驿道迤那－牛棚段、老牛棚子集市旧址、阿底坟遗存共同构成阿底土司物质文化遗产集群。其中牛棚土目庄园已经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碑刻作为不可移动的金石史料，记录家族世系、人物命运、地方重大事件，是开展地方史研学、乡土教育的实物载体；另有布摩经书，“以仅分布在威宁县原观风海、牛棚两区的一支彝族禄姓毕摩为例，一代人中，八家里都各有一位毕摩，号称‘八先生’，每家的藏书都不下300册，八家八位毕摩的藏书就达2400册之多”（24），尽管这些藏书大多被毁，但也能管窥历史的大概。阿底土司相关历史故事、地名记忆、家族谱系流传于威宁西北牛棚、迤那、中水一带民间，与当地民俗、地名相关文化深度绑定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，合理挖掘整理阿底土司历史文化，区别于对旧制度的美化，立足史实做客观阐释，可以丰富威宁地方文旅内涵，打造乡土历史研学内容，带动地方对本土文物、古驿道、传统地名的保护传承。

　　（四）提供辩证看待历史的现实镜鉴。阿底土司兴衰沉浮，展现出地方势力在王朝更迭、制度变革夹缝之中的生存状态：既存在封建领主制下土地剥削、人身依附、私刑仇杀等时代局限，同时在特定历史阶段承担维护地方治安、维系驿路通畅、组织地方生产的社会功能。当地民间长期流传着两类极端叙事，或过度渲染庄园的辉煌，或否定相关历史。阿底土司的研究启示当代：看待古代土司土目制度，应当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辩证评判，拒绝简单的讴歌或诅咒。土司制度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，被现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取代，但是其中多民族交往、地方治理的经验教训，依然值得今人反思。

　　（五）为地方文史建设、宗族与口述历史研究提供参照。阿底禄氏从唐代部族到1949年终结地方特权，存续时间漫长，家族碑铭、彝汉谱系、民间口述数量丰富，既可以用于厘清威宁西北地名变迁、古代疆域沿革，也为研究滇黔交界山区家族兴衰、社会矛盾、农奴反抗（如民国血洗牛棚子事件）提供一手素材，推动地方文史研究从单纯的文献摘抄走向金石、彝文古籍、田野调查互证的研究路径，提升乌蒙山地方历史研究的深度。

 

　　威宁牛棚深山发现的两处光绪年间“世袭土司”碑，是解锁黔西北边疆历史的关键实物证据。碑刻“皇清应赠世袭土司”字样，并非家族单方面的溢美夸耀，背后串联起唐宋元阿头部、明阿都府、清阿底土司一脉相承的完整历史链条。长期以来，受清代官方文书归类影响，阿底禄氏多被视作乌撒土司下属大土目，“一县两土司”的史实长期被掩盖。结合汉文典籍、彝文史料与田野碑刻综合考证可以确认：元代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下辖诸部之中，阿头部本为独立部族，领地坐落于乌撒、乌蒙两界之间；明初短暂设置阿都府，后虽行政建制划归乌撒军民府管辖，但不等于部族身份上完全沦为乌撒附庸，二者属于朝廷行政区划统辖与本土部族势力并存的关系。

　　雍正改土归流是阿底土司命运的重大转折点。战争之中阿底禄氏立场反复，付出领地拆分、经济受损、人丁大量伤亡的沉重代价，之后领地归入威宁州广化里，官方文书将其归入土目序列，造成官方称谓与部族原生历史身份的割裂。晚清国力衰微，地方官府仰仗本土势力维持基层秩序，加之岑毓英奏请改授土司世职的时代背景，阿底禄氏得以立碑追述“世袭土司”的家族本源，修建“七重堂”大型庄园。然而，此时的阿底土司已经不复元明时期的独立实力，嫡系人丁凋零，权力不断被流官和不断崛起的其他势力压缩。进入民国之后，土司建制法理上消亡，但封建土地与人身依附关系继续存在，土目武装、家族仇杀、农奴反抗交织上演，直至新中国成立，彻底终结延续千余年的领主统治。

　　阿底土司的历史，折射出整个乌蒙山元明清数百年流官与土司共治的多元政治格局。它证明在西南边疆，除水西、乌撒、芒部等广为人知的大土司之外，还存在阿底这样存续漫长的中小型土司力量，这些土司力量在各大势力的夹缝之间辗转周旋，成为中央王朝管控川滇黔交界高山峡谷地带的重要纽带。从米齐齐算起，阿底禄氏与芒部、水西、东川共祖十九世，芒部曾在明嘉靖朝改土归流失败，至清雍正朝始彻底完成；水西、东川均在康熙朝完成；阿底禄氏至民国从法理上已不再是土司，特别是后期严重衰落，但其统领部分属民直至1949年才被新生的人民政权终结，真正算得上贵州“世王其地”最长的土司。

　　阿底土司碑刻的价值，不止于还原一个家族的兴衰，更启示我们：正史文献受书写立场、行政归类的局限，常常会遮蔽边缘地带的历史细节；散落在深山民间的金石碑铭、彝文古籍、田野调查材料，能够弥补官修史书的疏漏。将碑刻实物、彝汉文献、田野考古资料结合互证，是还原西南少数民族地方历史的重要路径。重新审视阿底土司的历史坐标，有助于跳出单一视角，更加立体地认识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复杂实践，读懂乌蒙山地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过往。

 

　　（1）方国瑜.彝族史稿[M].成都：四川民族出版社，1984.03:1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