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山发现牛棚子“世袭土司”碑，擦亮威宁“一县两土司”尘封史实
威宁自治县电化教育服务中心 马勋建
（接上期）
2.南至宣威城：《经世大典·招捕总录》记载，元成宗大德五年二月十七日，“乌撒蛮犯曲靖沾益州，烧荡坦驿，杀掠，驻兵阙渡桥”，沾益州在今宣威城，荡坦驿在今倘塘镇。“乌撒蛮”是“犯”，不是“侵”，说明只是行为上触犯，不是跨越地理空间的侵入，说明沾益州周边就是“乌撒蛮”的常住地。明洪武二十七年，“乌撒知府卜穆奏，沾益州屡侵其地，命沐春谕之”；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二月，“西平侯沐春言：‘沾益、乌撒地境相邻，连年争地不决，宜以所争地给乌撒卫官军屯种。’可之。”两家所争之地成为明初乌撒卫后所宣威一带屯地的主要来源。另外，《明史·乌撒乌蒙土司传》卷三一一说：“弘治十四年，乌撒所辖可渡河巡检司言：‘……又本府阿都地方，八月亦暴风雨……’”此阿都在可渡河南，即今宣威市阿都乡一带，在可渡河巡检司东南30公里。阿都明代属乌撒府管辖，再往南的宣威城附近明初两家争来争去，且是乌撒先告状，说明元代乌撒部的势力接近或达到这一地区。
3.东至撒喇溪：《贵州土司土民志》记载：“龙昌坪土目安氏……其地原属威宁”，说明乌撒部的势力曾到达这一地区；《元史》记载，禄余反元时“四川省臣塔出、脱帖木儿等讨云南，以十一月九日领兵至乌撒周泥驿”，周泥驿属乌撒毋庸置疑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》记载：“撒拉溪，系彝语音译，意为回族居住的地方。相传元代为回民军队驻地”，因长官姓撒，故又称撒家关，《元史》有“制命至撒家关，禄余拒不受……及晚，乌撒兵入顺元境”的记载。从威宁过七星河往毕节方向，先到周泥驿，再到撒喇溪，再到龙昌坪。论地理形势，七星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，而云南行省派劲旅驻守撒喇溪而不驻七星关，当是乌撒路和顺元路的主要交界，撒喇溪往东的大片区域应该还零星分布着乌撒部的大量插花地。
4.北至阿赫关：乌撒的北境，即今赫章阿穴垭口，自古变化不大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记载：“阿赫关，府南二十五里，乃芒部、乌撒地界。洪武二十一年建，有官军戍守。”原由茫部部所派阿赫家支驻守，以家支名代称关隘名；西北与易娘部的交界同样如此，昭通彝学专家陇永志《从“易娘”乃“彝良”之滥觞谈起》证实易娘部的活动中心在角奎河一带，奎乡是益良州所在的地方。今奎乡毗邻威宁兔街、云贵，赫章德卓、河镇，可知这一地带自元以来的归属变化不大。
5.古乌撒部的九大则溪和二十四苏保：根据九大则溪所在位置和前后二十四苏保名单，无一在阿底地域或者说是阿底禄氏治下的属目，同样反证乌撒土司与阿底土司领地不冲突，属民不交叉。根据《彝族乌撒政权的制度结构特征》，莫邹洛纳偶则溪在今威宁县么站镇抱都村，俄补迭吐则溪在今赫章县松林坡乡的窝崩村，德珠杓嘎则溪在今赫章县德卓乡，鲁曲博果则溪在今赫章县的六曲河镇，笃洪木谷则溪建在今威宁县的东风镇，耐恩妥朵则溪在今威宁县龙街镇，此吐朵迭则溪在今威宁县羊街镇，女武溢恒则溪在今威宁县草海之滨的葡萄井，笃洪纳娄则溪在今威宁县的盐仓镇（12）。王继超《乌撒二十四“苏保”与其中称“勾则”的四大“苏保”》引《彝族源流》第二十一卷载：“乌撒家地盘，上至米嫩奏凯，中部是那娄，勾遮洪所，末在色翁以下，左至博安堵，右至蒙保热。先的二十四苏保，耐恩六苏保，辞兔、兄姑，舍多、舍依，觉洛、舍娄，就是这六家。抱都六苏保，耐书、麻博，阿依、布雄，借依、姆堵直，就是这六家。益吉六苏保，鲁洪、俄补，阿切、省奏，妈姑、瓦尼，就是这六家。雄所、篝飞，巴底纠补阿勺，是麻博阿维家，俄补阿尼卓足，是罗嘎氏，布所阿铺家，茨洪家，属阿尼阿景氏，卓多骂色，阿啥赫楚，是阿博阿底家。后有二十四苏保，有那苦阿恒，那哭鲁汝氏，勺作那苦益吉，如朝霞般美，德歹、布雄，耐恩六苏保，苏能、马摆，辞兔、兄姑，勺佐、雄所，妈姑、安甲，朱歪、妈兄块，勺洛多，葛姆赤吐乌，古达、省奏，口卧、妈纠，益吉、阿扣，舍扎、博尼地，勾鲁、吐俄补，芍佐家也是。”（13）
三、阿底土司的发展脉络及有关行政区划
追溯阿底禄氏的历史轨迹，是一部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夹缝中求存的生存史。
（一）唐宋：发展壮大，固守一域。通过汉文与彝文史籍相互印证，唐宋时期阿底部族已具雏形，虽未获中央王朝正式册封，但在乌蒙山区的实际治理中已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，为后世土司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地缘与血缘基础。
（二）元代：始任土官，自辖其地。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记载：“能率所部归附者，官不失职，民不失业。”元代阿都部与乌撒部并立，同时隶属乌撒路，以及升格后的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。宣慰司常设标准配置宣慰使1员、宣慰副使2员、同知1员。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比较特殊，增加宣慰副使1员。乌撒部首领阿木、普利、禄余、诺哲世袭宣慰副使，即担任土官宣慰使。阿都部、乌撒部均在宣慰司之下。
1.元代在该地区设路、府、州、县的大概情况。《元史》记载，成宗大德“四年春二月乙亥，立乌撒、乌蒙等郡县”。关于郡县的设置，是云南行省从管理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，如文如玉在云南行省任职，就提议“乌撒屯兵不利，宜州县，犬牙制之，势分权削，可无后虞”（14）。《翰墨全书》记载“乌蒙路有阿都、奚娘二县，东川府有淄都、乌撒二县，当是大德四年所置，其省并年份阙”，文如玉的提议得到采纳，并有效执行。采取的措施是把那些依附于强大部族的小部落和自由民分化出来，州县与土官领地犬牙交错，如茫部路益良州驻地奎乡，像楔子一样由北向南逼近乌撒领地。昭通彝学专家陇永志的论述（15）颇有见地：
应该特别指出的是：元代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年）置乌撒乌蒙宣慰司，管辖乌蒙、乌撒、阿头、易溪、易娘、閟畔及地处巴的甸（威宁）东西方的芒布、阿晟等八部。同时（1287年）置益良州、强州也隶属乌撒乌蒙的宣慰司。总之，可以肯定地说：在元代益良州、强州和阿头、易溪、易娘等部，同时俱属于乌撒路，以及升格后的乌撒乌蒙宣抚司、宣慰司。所以，易娘部与益良州不可混淆。还应看到设置路、州，同时承认“蛮”部的统治地位。这是元代土、流并用的策略。这些路、州、巡，一般设流官，其所在地都是几个“蛮”部地的结合部、有战略地位。如益良州（今奎香）是阿头、芒布、易娘的结合部。强州（今牛街一带）是易溪、易娘、芒布的结合部。伐乌巡（今钟鸣和大关的双河一带）是阿旁部（大关）通往彝良的咽喉，也是内地通往彝良的要道。
2.有关阿都部的情况。根据云南行省文如玉“犬牙制之，势分权削”的治理思路，再加上陇永志的说明，乌蒙路辖阿都、奚娘二县，东川府辖淄都、乌撒二县；曲靖等处宣慰司辖沾益州（向北插入乌撒领地），就不难理解了。乌撒路辖乌撒、阿都两部，乌蒙路辖乌蒙部，东川府辖东川部，这是一般理解，也不会有什么疑问。由于四川凉山还有同名阿都，《元史·地理志》载：“建昌里州，唐隶嵩州都督。蒙诏时，落兰部小酋阿都之裔居此，因名阿都部。传至纳空，随建蒂内附。中统三年叛。至元十年，其子耶吻效顺，隶乌蒙。十八年，设千户。”既然位于四川的落兰部小酋阿都已归乌蒙路管辖，就不必在同一地方（线路）上再设置一个归乌蒙路管辖的县了，所以乌蒙部下辖的阿都县治所当在其东南方向的阿底禄氏领地内，下辖的奚娘县治所当在其东面的奚娘部领地内；同样，东川府下辖的乌撒县治所当在其东北方向的乌撒部领地上，对一些游离于强大部落之间的自由民进行管辖，以削弱各部的地方势力。由于未发现乌撒乌蒙两地之间还有一片属于阿底禄氏（阿都部）的领地，故昭通学者李正清认为“《元混一方舆胜览》作‘乌撒路领阿都部’，是为‘乌蒙领阿都部’之误”。（16）在“路”的层面，流官是治理的主体，《元史·百官志》记载：“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，汉人充总管，回回人充同知，永为定制。”但在各州、县、部里面，是否还能选拔到那么多可供任用的流官，历史悠悠，难以考证。根据陇永志研究，“奎香历史上的益良州，归化长官司、彝良县，其中只有归化长官司是陇氏土官，其它都是流官轮任。”（17）但不管流官比例有多大，土官一定是有的。我们再看阿底禄氏先祖，《西南彝志选·阿底氏的起源》记载：“传到了阿脑，君臣两兄弟，享有汉爵禄，汉规随漫溢，威荣大振兴，好爵传后代。”（18）查阿脑并不在阿底连名谱的二十四代之内，辈分应该更小。而被中央王朝封为土官，是从元代开始的。参照水西部发展到米齐齐的六十一世孙时，就进入元代了。相较于水西，阿底禄氏在同一时代辈分更小，也就是发展的代数更多，说明人口发展快，尽管地域狭小但实力不容小觑。
（三）明代：废除府治，悄然发展。《明史·土司传》记载：“洪武初，西南夷来归者，即用原官授之。”阿底禄氏由于自身小而弱，明初是否参与抵抗傅友德，未见史书记载。根据《明史·地理志》“镇雄府（元芒部路，属云南行省），洪武十五年正月为府，十六年正月改属四川布政司，十七年五月升为军民府，嘉靖五年四月改府名，万历三十七年五月罢称军民府。北有乐安山，与叙州府界。又西有白水，亦曰八匡河，源出乌撒界，流经此，境内诸川俱流入焉，下流至叙州府入大江。又南有苴斗河，下流入乌撒之七星关河。又北有咸泉二，俱产盐。有益良州、强州，元俱属芒部路，洪武十七年后废。又有阿头、易溪、易娘三蛮部，元属乌撒路，洪武十五年三月属芒部府。十七年又改阿头部为阿都府，属四川布政司。后俱废。南有阿赫关，与乌撒界。领长官司五。北距布政司千五百八十里。”阿头部元属乌撒路；明洪武十五年划归芒部府管辖，洪武十七年改称阿都府，与新成立的乌撒军民府同时划归四川管辖；后来阿都府被撤销，撤销时间笔者尚未查询到，但撤销后划归乌撒军民府管辖是确定的事，因为在后来的志书上，乌蒙军民府与乌撒军民府是接壤的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乌撒军民府知府虽然由乌撒土官世袭，但乌撒军民府的辖区与乌撒土官自己的领地是不等同的，乌撒军民府除了要管理乌撒土官的领地，也要管理其他部酋的领地，这种权力是朝廷赐予的；在乌撒军民府内部，还有以同知为首的其他民族幕僚，乌撒部酋的私家领地、原阿都府的地域，以及周边游离于各部族之间的自由民，都是乌撒军民府的管理对象。
阐释清楚乌撒土官的私家领地与乌撒军民府辖区并不等同，明白乌撒乌蒙两大土司领地之间还有一片其他部酋的领地后，对探寻两大土司宣德八年所争之地在今何处至关重要。《宣德实录》记载：“宣德八年六月丙午，四川都司掌司事都督徐甫等奏：‘比以乌撒、乌蒙二府土官知府禄昭、尼禄等争地仇杀，蒙遣行人章聪、侯琎奉敕与巡按御史李实及三司官往谕之，皆悦服。盖所争者，初本乌蒙之地为乌撒所据，今乌蒙耆老念其世亲，以所争地十之三让乌撒，治沟为界，永息争讼。’上顾左右曰：‘蛮夷能让，亦是天理未泯，特患训谕不至耳。果能开诚布公，何不可化。’”既然争地，定要接壤。由于今中水、牛棚、玉龙、迤那、观风海一带是阿底禄氏领地，乌撒土司不可能跨越过去与乌蒙相争，即使能跨越过去也是没有理由的。查今威宁地域，与乌蒙接壤又由原来的乌撒属目控制之地，有石门及黑土河部分地区。根据王继超进行的讷依调查：“威宁黑土河安氏：别所（雄伟的山）能彝，阿能余里（人名、乌撒嫡系）。”（19）《威宁彝语地名考释》记载，今黑土河镇彝语地名“祖嘎”，是古乌撒部君长短暂居住过的地方；“祖辟”是君长亲自治理的地方；石门乡的“祖纪”，曾是乌撒部君长的临时住所。在广袤的乌撒土司领地，适宜居住的地方非常多，此处留下乌撒部君长的足迹，当与两大土司争地有关。另外，石门、黑土河一带，山高谷深，人烟稀少，“乌蒙耆老”才会如此慷慨，“以所争地十之三让乌撒”，并且石门、黑土河与昭通毗邻地区全是高山峡谷，非常符合两家“治沟为界”息讼的条件。今中水、牛棚、玉龙与昭阳区、鲁甸县的交界，多是温柔曲缓的山梁，不符合“治沟为界”的情况。
明代阿底禄氏见诸史料不多，还与其偏离交通要道有关，包括乌蒙部亦如此，不是明朝廷管辖的重点地区，如名义上设置的乌蒙卫，竟然在乌撒土司领地的核心区域（今毕威高速乌木堡停车区下面的山坳里，地名源于元代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首任土官宣慰使哪苦阿木的名字（20），《太祖实录》记载：“朕观云南之地，如曲靖普安乌撒建昌，即今势在必守；其东川芒部乌蒙，未可遽守也。”可见，明朝治理乌蒙山地区的核心，在于扼守交通要道，在军事力量不足时，优先保障道路通畅，边远地带等待有余力时再逐个荡平。
（四）清代：夹缝生存，延续品秩。阿底禄氏的历史，由于乌蒙改土归流期间海垮摩摩与哈元生“兵对兵，将对将”故事的广为传播，让阿底的名声大振，成为其在有土司建制以来影响最大的一个朝代。也就是说，纵观有清一代，阿底禄氏始于土司，终于土司，因其地域狭小，反抗之力不足，只能顺应时势，即使遇上改朝换代，一般也能保命，实现后继有人。阿底禄氏相对强大的乌撒，只能算作小土司，但小、弱的特点反而促其成为整个乌蒙山地区生命力最强的土司之一。
1.改土归流中顺应时势。改土归流是阿底禄氏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转折。终清一代，阿底禄氏能够永葆世袭爵位，与其在改土归流中戴罪立功和后期的保境安民有关。根据所记载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，将近年来搜集到的有关阿底禄氏在改土归流战争中的表现进行观察，可见其基本立场是站在清政府一边的，由于战争期间摇摆不定，虽保住土司禄位但付出了沉重代价。
陈本明、傅永祥（2001）《昭通彝族史探》记载：“雍正五年（公元1727年）正月，滇、黔军队分路进攻乌蒙、镇雄，“攻屯而进”。又檄其世代与乌蒙土官相仇之阿底土司率兵，共捣乌蒙。连破关隘。”《大定府志》对阿底土兵参与捣乌蒙的情况介绍详细：“广化里土目五：曰阿底、雍正五年（1727）土目禄在忠随征乌蒙。六年禽米贴。七年征雷坡阿驴，与贼战于滥泥箐，阵亡，五脏耳目均为贼所取食，十一年始归其尸。后其弟在朝仍为土目。曰阿费、土目禄天位住。曰裸结、土目禄在任住。曰西戛、曰阿落。”可见阿底禄氏在改土归流中于朝廷是功勋卓著的，也是异常惨烈的。
乌蒙土司在雍正八年叛乱后，杀奔威宁来。阿底是必经之地，成千上万的乌蒙土兵踏过其领地，不得不暂时配合。《威宁县志》记载：“土目阿底者，不下二千人，惧逆屠戮，暂从；至是来归。将军合兵进攻，身先临阵，飞马上坡。值酋首黑夸卒至，枪透将军兽壶。将军还砍下马，寸磔之，逆众乃溃。”因阿底土司禄在忠于雍正七年征雷坡阵亡，继任者估计少不更事，故由营长海垮带兵重新归附清军，成为众多土兵中的一股力量，但当发现有刺杀清军主将的机会时，他们又临时“复叛”，刺杀哈元生，失败被斩。
在迤那之战前，即使阿底禄氏有戴罪立功之意，也无法实现。因为领地的核心区域基本被乌蒙军占据，此时若与其翻脸，老弱妇孺及房屋财产都会面临巨大威胁。迤那之战后，为保住领地、财产及爵位，阿底禄氏重整军队，抽调五百兵丁跟随清军追捕乌蒙窜逃者，《乌蒙纪年》记载，鄂尔泰在雍正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战捷中提到：“先遣土目安疆等率领阿底土兵、撑架挡牌攻进，随用铁炮点火，抛进城巢，声响如雷炮，杀逆贼五人，余众兽奔，山谷震动，我兵尾后追杀，逆贼仆崖、滚箐、并带伤及死者难以悉数”。按：得胜坡之战在九月二十二，迤那之战在十月初十，可见阿底土司五百兵丁已随清军征战月余，自身应有伤亡，功绩也是有的，但在战争结束时，鄂尔泰仍不放过，《乌蒙纪年》引用其处理态度：“至威宁所属阿底土目补凶等，前经从逆，明肆反复，续虽悔罪投营，随军效力，非出本心，此数百强，难以姑息，臣已密示哈元生于回师之日，尽数擒拿枭首，沿途悬示，以除后患，以儆群夷。”需注意的是，率领阿底土兵冲锋陷阵的，是大官寨土目安疆（字巡如，因功被哈元生封为守备，赏给叛产五百四十亩）（21），安疆是否为自己率领的阿底补凶等五百兵丁求情，哈元生是否让李代桃僵从轻处理，历史没有记载，也未听到什么传说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夹缝中生存的阿底土司，在被惩处之后，领地基本保留，品秩未被降黜。《高宗实录》记载：“乾隆二年八月壬午兵部等部议覆：贵州总督张广测疏言……威宁州城西六十里地名得胜坡，系夷目阿底地方，坡下即乌蒙箐，绵延二百余里，为昭通、威宁通联奥区，应将原设雄所营之守备一员、千总一员、外委二员、兵丁二百名移得胜坡驻守”，可见其领地还在，统治的根基尚稳，官府不但不放松警惕，还增加了防守兵力。
余宏模在《试论清代雍正时期贵州的改土归流》中引鄂尔泰《正疆界定流土疏》说：“‘土司改流，原属正务。但有应改者，有不应改者，有可改可不改者，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，有必应改而不得不缓改者，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竞改者，审时度势，顺情得理，庶先无成心，而有济公事。若不论有无过犯，一概勒令改流，无论不足以服人，兼恐即无以善后。如果相安在土，原无异在流。如不相安在流，亦无异于在土也。’可知，对土司的改流与否，是以其‘有无过犯’而定，并非对土官一律革除。”这应当是阿底禄氏土司爵位得以保留的真正原因。
阿底土司在乌蒙改土归流后保持品秩，对于政府的利用价值，我们可以从《仁宗实录》中参照理解：“嘉庆十七年九月己亥四川总督常明奏：筹定编查汉民私佃夷地章程。一，查夷地在万山之中，佃耕汉民，各自成家，相距数里十数里不等，势难编连十甲一牌。但所佃之地，各有业主，如系土司地方，即以土司为纲，列佃耕汉民于后；夷人地方，即以夷人为纲，列佃耕汉民于后；各以道里远近，挨顺编连，将户口填入牌内，如有在彼窝匪滋事者，同牌之人，赴地方官呈首。”
2.清后期人口减少，逐渐衰弱。经历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动荡波折之后，阿底禄氏虽保住土司世职与大部分领地，但战争损耗、领地拆分、社会环境变迁等多重因素叠加，至清代中后期，出现人口耗损、势力持续衰弱的局面，光绪年间所立的两方墓碑，也从家族人物命运侧面印证了这一历史趋势。
首先是改土归流战争造成家族人丁与部众的重大伤亡。雍正年间征讨乌蒙之役，阿底土兵被征调随军征战，禄在忠战死于滥泥箐，部众死伤众多。乌蒙叛乱时“阿底弥”沦为交战要冲，本土民众遭兵祸波及，或死于战事，或流离逃亡。尽管禄氏家族在战后得以留存，但同宗属目、至亲等核心力量在战争中元气大伤，直接造成统治力量下降。同时朝廷将部分田土、集市等核心经济据点划为“叛产”，赏赐给改土归流当中效力的其他土目与土兵。如拥有近千年的中水稻田坝沃土，被奖赏给安姓、陈姓、王姓及马姓等，其中以安姓最多，民国时期安姓仍是稻田坝最大的封建地主，其土地大量出租给后续迁入的汉族、回族耕种；将凉水井的土地划拨给在迤那之战中阵亡的马忠能遗孀；将观风海的部分土地奖赏给安姓，并为此建设专用粮仓（地名仓房使用至今）等等，经济基础有所削弱，难以再恢复元明时期的强盛局面。
其次，家族嫡系英年早逝现象突出，壮年人丁稀少，统治接续面临压力。光绪二十年、二十三年碑刻记录的家族人物命运便是直观体现。禄頫昇享寿五十六岁，妻安氏享寿四十一岁；长子禄顺祥作为家族重要继承人，年仅十八岁即在守护家业的冲突当中殒命，顺祥之妻安氏也只活到二十九岁。夫妻二人早早亡故，留下幼子禄国典，家族事务只能由其二弟禄祯祥代为操持。嫡系接二连三出现早亡，极易造成权力传承不稳，进一步削弱领主家族的凝聚力与管控能力。
再者，晚清国家治理格局的变化，挤压土司土目生存空间。雍正改土归流以后，阿底领地改称威宁州广化里，土司变成了“流官”，鉴于阿底禄氏在地方上的声望，在后来的实际执行中州府衙门准许其世袭，但行政司法权力已大不如前。《大定府志》等官修志书中将其与其他豪强一并归为“土目”。另外，地方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改变，也瓦解了传统土司土目统治根基。老牛棚子煤炭贸易兴起又衰落，集市迁移，传统的土司土目主导的市集经济模式受到冲击。大量民间百姓自行开矿、商贸往来，人口流动增加，民众对土目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步松弛。过往依靠土地、部众人身依附维系的势力基础不断松动。
需要客观地看到，衰弱并不等于消亡。《德宗实录》记载：“光绪九年正月初六日署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：‘拟酌改黔省土司为世职；井挑补兵额。’下部议。”清朝统治者自身也需要类似阿底这些听话的小土司，他们在土司强时弹压，在土司弱时扶持，使得阿底禄氏晚清依旧拥有庄园府衙，修建七重堂庄园，在地方乡里具备相当的号召力，还能够立碑追述“世袭土司”的家族历史，只是对比元明时代可以独据一方的阿都部族，清后期的阿底禄氏，已经出现人口耗减、嫡系人丁凋零、经济受损、权力被不断压缩的整体态势，为民国后期特权进一步消解埋下历史伏笔。
（五）民国：土目特权的挣扎、内部仇杀与底层反抗。进入民国之后，中央政府在黔西北推行区乡保甲制度，从法理层面废除土司、土目世袭建制，但乌蒙山深处交通闭塞，国家行政力量下沉有限，传统势力并未随之消解。阿底禄氏（牛棚子家）虽不再拥有朝廷授予的土司印信，却依旧凭借数百年来积累的土地、宗族纽带与私人武装，继续充当地方实际管控者，如禄国勋出任牛棚区长并“充城防司令”，形成官方乡保体系与传统土目统治并行的特殊局面。
1.新旧制度交织下阿底禄氏的权力格局。禄祯祥之后，其子禄国勋承袭牛棚子家主要家业，成为民国时期阿底禄氏核心代表人物。禄国勋延续旧土目的统治模式，设置“该班”武装队伍，由辖区佃户、农奴子弟轮训服役，承担巡逻、打仗、催租、镇压反抗等职能，对属地民众施行严苛的租赋、劳役与各类摊派，人租、猪租、羊租、鸡租等名目繁多的剥削照旧存在，佃农人身依附关系依然浓厚。
与此同时，威宁西北地方社会关系错综复杂。一方面，传统土目、宗族豪强纷纷谋求新体制身份，斗古乡由王姓控制，出任乡长；迤那乡由金姓管理，担任乡长兼连长，并负责辖区内威昭公路安全和养护，这又相当于县政府的“垂管”单位，传统土目武装与新赋予的行政权力互相叠加。另一方面，各大家族之间姻亲与仇杀并存，因种种矛盾引发惨案，便是这一时代地方私权凌驾于官方秩序的典型缩影。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，既有土目上层之间的利益厮杀，也不断爆发佃户、农奴反抗土目压迫的斗争，官寨马姓为自身利益与牛棚子家深度捆绑，与大官寨土目发生战争，马崑势力的崛起与反抗，均是民国威宁社会矛盾的重要切面。
2.迤那茨营官寨：绝产争夺与马姓佃户的生存处境。迤那镇茨营官寨土目禄会权，与牛棚子家是近支，与大官寨家是亲戚。禄会权绝嗣后大片庄园、田土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。大官寨家以其亲戚的“绝产”武力相争，牛棚子家以其近支极力维护自己的版图。已耕种数代的马姓回族，深知若落入大官寨之手，自身处境将更为艰难，于是选择站在牛棚子家一边。在大官寨武装前来接收“绝业”之时，马姓族人凭借土炮设伏，击退来犯队伍，帮助牛棚子家维护了官寨土地。事成之后，牛棚子家赏赐参战马姓族人马匹、耕牛，马姓继续作为禄氏佃户定居官寨一带。
这场土地保卫战，看似马姓为牛棚子家立下大功，但并未改变佃户的依附地位。土地权属归于阿底禄氏，马姓族人依旧要缴纳租子、承担杂役。昔日的同盟，随着时间推移，逐渐演变为统治与被统治关系。在后来的冤家械斗中，迤那官寨、野马海的马姓，斗古营上的张姓回族，也成为迤那、斗古两方裹挟参战的重要群体，为养家糊口不得不用生命换取土地，许多人为此丧生。
3.冤家械斗：马崑的崛起与牛棚子家的衰落。民国诸多压迫与反抗当中，以马崑（马树堂）为代表的女儿姑群体对牛棚子家的抗争最具代表性，这桩仇恨要从土司土目之间的冤家械斗说起，根据马崑《威宁的土司土目制度与我的经历》叙述，其生三月丧父，原因是牛棚子家与大官寨家争夺地方打斗，禄祯祥的弟弟在此次械斗中丧生，牛棚子家认定就是马崑的父亲马开科打死的，就选派百人伪装清兵，将马开科及其二弟、侄子抓走杀害。马开科为昭武都尉、奉政大夫，文武兼备，也是有功名的人，可见当时阿底土司势力之猖獗。马崑母亲赴威宁告状，但官府被土司贿赂，冤案得不到昭雪，仅判决依旧由马家管理勺锅口（今观风海镇勺口）集市，作为安抚。
少年时期的马崑一心想要报仇，牛棚子家欲斩草除根，千方百计加害，马崑被迫远走东川，1916年加入蔡锷救国军，1920年当上连长。后率部过昭通，马崑认为替父报仇时机已到，就将一连人拖出来攻打牛棚子家。结果由于防范甚严，碉堡林立，武器又多，几天都没攻破。而滇军误认为其叛变，派队前来追击，马崑无奈把队伍拖到马摆河一带，利用有利地形与滇军周旋，尽管引来更多围剿，却在打富济贫中越战越强。周边土目集中力量，出钱请滇、黔军阀并组织私人武装参战，都没将马崑打垮。最盛时组织起来的农民队伍竟有5个团之多，直至1923年原滇军总司令兼省长金汉鼎委马崑任定滇军右翼前敌总指挥，重新加入军阀混战，再次站稳脚跟，后升陆军中将，回乡赋闲后又被委任威宁县长。牛棚子家在1920年被马崑率部围攻后，也对果化、勺口、秀水一带进行过报复和扫荡，但势力范围逐渐收缩。
（未完待续）
